
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
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远芳侵古道,晴翠接荒城。
又送王孙去,萋萋满别情。
赏析
农历九月已近深秋,草木由盛转衰,正适合读这首写古原秋草的名篇。诗从平常可见的“原上草”写起,却不止于状物。“一岁一枯荣”点出草木随四时循环的自然规律;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尤为警策,以顽强复苏的野草,写出生命难以摧折的力量。后四句视野由近及远:秋草的芳色蔓延到古道,晴日下的青翠连接着荒城,空阔苍茫的画面中自然带出行人的去留。末句“萋萋满别情”将草色与离情融为一体:草越茂密,似乎离愁越无边。白居易十六岁应试时作此诗,相传以此得到顾况赏识。全诗语言明白如话,结构却严整深厚,既有对季节更替的体察,也有对生命韧性和人间别情的体悟。
相关风俗
- 古人折柳送别,因为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;而本诗借萋萋芳草寄寓离情,体现了送别文学中常见的草木传情传统。
- 农历九月常值深秋,草木渐黄。古人此时有登高、赏菊、辞秋等习俗,也常在清朗秋日远行或饯别友人。
- “王孙”原指贵族子弟,后常泛指远游之人。诗中“又送王孙去”沿用古典语汇,使送别意味更显悠远。
- 野草具有地下根茎和旺盛再生能力,火烧后往往能在适宜季节重新萌发,诗句的观察兼具真实的自然经验与象征意味。
背后的故事
此诗最耐人寻味的,不只是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生命力,而是它很可能出自白居易少年初到长安时的一次投谒。笔记称顾况先拿“居易”之名打趣,读到这两句便改口称许。诗题虽写送别,末句的“王孙”却未必真有其人;它借《楚辞》的芳草传统,把春草写成会蔓延、会复生的离愁。
作者轶事
- 《唐摭言》记白居易初至京师,以诗谒著作郎顾况。顾况见“居易”二字,先说长安物价高,“居大不易”;读到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便称“道得个语,居亦易矣”,因而延誉。这一场面把少年诗人的窘迫、京城文坛的门径,以及名句一出而获知音的戏剧性,都压缩在几句话中。
- 白居易后来以讽谕诗、长篇歌行闻名,仕途上曾任翰林学士、左拾遗,因上书论事被贬江州;但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属于他早年声名未著时的清新近体诗。把它同《卖炭翁》《琵琶行》的沉痛世态并读,能看出其写作从少年炼句到中年关怀民瘼的扩展轨迹。
本事与创作背景
- “赋得”是唐代诗题的常见格式,意为依既定题目敷写,往往带有应制、唱和或试帖式的训练色彩。此篇题目先限定“古原草”,再落到“送别”;诗人并未只作枯荣咏物,而是按近体诗的推进,将原草、古道、荒城与行人逐层联结。没有可靠材料能证明它就是一次科举试作,宜保留这一分寸。
- 诗中“又送王孙去”里的“王孙”更像古典抒情中的泛称,而非可考的某位友人。现存诗题不载受赠者姓名、地点和行期;“又送”所制造的,是送别在旅途与岁月中反复发生的感觉。若将它坐实为白居易送某一位王姓贵族或同年,便超出了现有文献所能支持的范围。
时代背景
- 贞元年间的长安仍是士人竞逐声名的中心。进士科重诗赋,诗歌既是交游时递出的名片,也是衡量才思、声律和典故功夫的技艺。《新唐书》所见科举“试诗赋各一篇”的制度背景,可以解释白居易何以在少年阶段即以一首八句五言律体求见前辈;顾况故事即使带有笔记渲染,也符合这种文坛生态。
- 这首诗不宜简单读成对现实政治的寓言。“古原”“荒城”确有苍茫意味,但唐代近体诗常借边地、古迹和荒城组织送别空间;真正的情绪重心,是草色由近及远地漫过道路、接向城郭,使行人的离去仿佛被无边春色吞没。它的明朗与后世所熟悉的白居易讽谕诗不同,正显出早年写景炼意的一面。
风土人情
- 题面所设“深秋草色”须稍作校正:诗写“一岁一枯荣”,包含全年循环,却把眼前主景落在“春风”“远芳”“晴翠”上,通常应理解为春日或春末送别,而非纯粹的深秋现场。唐人出行送别常在城郊、道路与驿路展开,诗中“古道—荒城—行人”的空间次序,正适合承载这种城外分袂的视觉经验。
典故与名物
- “王孙”与“萋萋”最直接的文化底本是《楚辞·招隐士》:“王孙游兮不归,春草生兮萋萋。”原辞以春草催发招隐者对游子不归的怅惘;白居易把“王孙”安在送行的一刻,又让“萋萋”铺满结尾,便把原先的盼归之情改写为目送远去时无处收束的别情。
- “离离”在古典语汇中常用以写繁密、分明而有连绵之状。《诗经》已有“其实离离”一句,汉唐注家多加训释。白居易说“离离原上草”,重点不只是草多,而是草叶一丛丛铺陈开来,足以充满原野;这种可见的繁盛,才使后面的野火、春风和送别都具有强烈的对照。
- 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并非可确指的前人成句,应看作诗人将常见的草木枯荣凝成警策对偶。“烧”与“生”相抗,“野火”与“春风”相接,时间不再是静止的一年一度,而是毁灭与复苏的连续动作。后世常把它抽离送别语境,概括为事物顽强再生的格言式表达。